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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因为“服务性国企”先天性的缺陷，只能适用于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军工、能源等战略性行业和采矿、重化工、冶金、路桥建设等或者污染较大（尤其是重金属等难以治理的污染）、或者工作危险性较大、或者是开发不当会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或者留下重大安全隐患的行业。而这些行业的销售也都控制在国家手上，企业领导就算有心私自卖掉，一时间也很难找到市场，要说绝对不可能或许过了，但难度和风险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性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性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性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性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性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奶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奶粉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性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性行业搞产业化却是